论“文化生产力”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1期）

吴峰 赵迎欢

(沈阳药科大学社会科学部,辽宁 沈阳110016)

摘要：文化生产力就是文化经济语境下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凝练价值理性、繁荣文化产业的能力。“文化生产力”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历史境遇中，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二元划分已经无法透彻解释新兴的文化业态，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勃勃生机迫切需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丰富与完善。“文化生产力”范畴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使我们在全面深入地理解“生产力家族”的整体样貌时获得更多的启示。“文化生产力”的理解框架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可以同向，对于“文化生产力”概念的解读，需要更加辩证和更加精细的哲学理论思维加以诠释。文化生产力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建构价值理性的现实诉求，又是未来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支点。

关键词：文化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创新与发展

“文化生产力”概念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公报中首次出现，当时的提法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党的十七届六种全会决议公报中则进一步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论述得更为全面和深入：“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作为一种柔性生产力，在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历史境遇中，已经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刚性的物质生产力发生了深度交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什么是文化生产力？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多维概念，历来争鸣颇多，总体上不外乎广义狭义两种理解。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里的“共业”几乎包揽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内容，属于广义文化的解读。而陈独秀则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书中指出：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可算是狭义文化的解读。文化生产力视域下的文化概念兼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的内涵，从狭义角度切入，侧重于文化生产力中的“文化”属性，进而又从广义角度延伸，侧重于文化生产力的“生产”定位，文化生产力就是“文化”与“生产”的一种深度聚合“力”。这里所说的广义狭义之兼容、文化生产之聚合，都必须在辩证逻辑的框架中来分辨，以力求避免思维坐标的漂移和摇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就是在强调开展研究的特定语境及其变化，文化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焦点话题，也正是因为“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已然不是相对孤立的文化，生产已然不是线性模式的生产。

究竟什么是文化生产力？究竟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框架内解读还是在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指向上诠释？学界观点颇有分歧，总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生产力就是精神生产力，就是拥有一定知识和智能的劳动者运用文化资源生产和创造文化产品进而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生产力并非文化生产力的全部内涵，文化生产力的重心在于将精神和文化产品复制和再生产的能力,即使之转化为规模经济的能力与提供规模文化服务的能力。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框架内的分析解读，第二种观点则是在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指向上做出的诠释。笔者倾向于后者，并尝试结合“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变化对文化生产力给出如下的内涵界定：文化生产力就是文化经济语境下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凝练价值理性、繁荣文化产业的能力。文化生产力已经是现代经济社会具有先导性和主导性的生产力形态。上海交大的胡惠林教授认为：文化生产力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能力,包括软能力和硬能力两个方面，文化的原创能力是文化生产力与其他形式的生产力最根本的区别。文化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增长，经济增长只有在最终表现为文化经济增长的时候,才转化成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文明基因。文化产业是文化增长的现代形态,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二、文化生产力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1、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提

谈及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问题，就必须明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有些人习惯于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可兼得的单向度选择，要坚持就不敢发展，要发展就必然放弃坚持。而如果用辩证眼光看待问题，则必然反对死记硬背的教条化“坚持”，有发展的“坚持”才是最好的坚持，也必然反对改旗易帜的颠覆性“发展”，有坚持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简言之，坚持而不泥古，发展而不离宗。关于文化生产力的研究既不能完全跳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框架另起炉灶，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固有思路而亦步亦趋。

2、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内的“文化”定位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文明史演进的第一推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层层“决定”与层层“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中，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在“适合——不适合——更适合”的辩证进程中，社会形态实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这个理解框架中，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内容，文化与经济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着作为社会意识的的文化，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发挥主要体现于“反作用”的层面。

“将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归属于意识形态，这在马克思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论断。然而，时代在发展，形势在改变，当代科学技术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到生产之中，甚至直接成为生产力”，北京师范大学曹顺庆教授如是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一般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通过四个途经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劳动对象、物化于劳动资料、转化为管理手段。可见，马克思也没有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一种文化）之间设定不可逾越的鸿沟。1988 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总统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两种文化”中，既然科学文化已然被理解为“第一生产力”了，那么，人文文化是否也可以合乎逻辑地跃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呢？是否在“物理学生产力”之后还存在一种“哲学生产力”呢？当“两种文化”之间的界限日益弥合的时候，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生成并相互支撑的时候，文化生产力就具有了更加深远更加广博的时空维度。由此可见，在当今的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生产力不仅理论上可能，而且实践中真实可见。

3、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到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把社会生产分为两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这种划分是对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生产的高度概括，因为当时社会的生产分工和产业形态相对简单，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维持人们的社会生存，少数劳动者从事着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基本依附于政治统治功能。正因如此，早期文明史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只能是“物质生产力”，是人类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变革自然界、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全部现实力量的总和。在那时，“精神生产力”还没有真正浮现出来，直至20世纪上半叶，“文化工业”才开始成为西方发达社会比较醒目的图景。正是由于这种时代背景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关注焦点便更多地集中于物质生产力的层面。

马克思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而随着脑体分工的不断深化，精神生产力也就应运而生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样写道：“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里所谓的“精神生产力”是有别于物质生产力但又依托于因而也受制于物质生产力的特殊生产力形式。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马克思已经认为精神也具有生产力属性，二是当时的精神生产力水平不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知识经济渐成潮流，借助于信息化编码、复制、模拟技术而规模化进行的文化生产已经悄然成为史上“第三代生产力”的范式，文化产业拔地而起，马克思不可能对这种新情况给出精准的、神一样的预见，虽然马克思不可能洞彻一切，但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与时俱进，“文化生产力”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并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日趋繁荣，文化经济融合生长，原有的“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二元划分的生产力理论已然无法透彻解释新兴的文化业态，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勃勃生机迫切需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丰富与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在文化生产力的视阈中，人的智能水平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文化产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和战略性产业，文化生产创造的价值已经越来越超过物质生产创造的价值。总之，文化生产力不仅与物质生产力在相互嵌套中走向了深度融合,甚至还逐渐摆脱了惯常理解的“反作用”之理论框架,直接成为现实社会发展的主驱力和主控力。

4、文化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文化生产力范畴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内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到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它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者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等思想理论形式。精神生产力是观念形态的生产力，是人们从“理论上”征服自然、征服社会和自我征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所提及的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之间主要是一种异质性关系，他几乎没有论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转化机制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及的“文化生产力”不仅将“精神生产力”的内涵完全吸纳进来，而且魄力十足地开出一片“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新视野。如果说精神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尚需诸多转化环节的生产性能力，而文化生产力则是一种“内生”的真实存在的现实生产力。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文化产业本身就是独立的生产形态，文化生产力创造着大量的社会财富，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理论新思维中，“文化生产力”范畴直接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未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安排，在这里文化已然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而是一跃成为攸关国家文化安全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必须把文化生产力定格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性生产力形态。

文化生产力范畴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外延。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笔者认为，就三形态说的角度而言，分别对应着三种主导性的生产力形式：“人的依赖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人身生产力（第一代生产力）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物质生产力（第二代生产力）形式，在“自由个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形式。最初的人身生产力是生理性的底层的“自我生产”，经过物质生产力“非我生产”的扬弃之后，文化生产力则重归“自我生产”的高级形态，文化生产力是对物欲主导下的精神世界的救赎性回应，是人的又一次自我发现和自我成就。可见，文化生产力既是当代人最真实的历史境遇，又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方向指引。总之，“文化生产力”范畴与“人身生产力”范畴一起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外延，使我们在全面深入地理解“生产力家族”的整体样貌时获得更多的启示。

文化生产力虽然创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但这种发展绝不是一种颠覆性再造，从总体上说，文化生产力的理解框架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相容而且同向，文化生产力体现了唯物史观语境下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双向矛盾运动的辩证性和复杂性，只是要想全面和透彻解读“文化生产力”概念，就必须提供更加辩证和更加精细的哲学理论思维。而且“文化生产力”的提出也不会导致生产力概念的泛化，生产力概念本来就不该只从物质的外壳上去理解，生产力并非只是经济层面的专有名词，它还同时呈现在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生产力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生产力寓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势必都与生产力相联系而存在，生产力其实就是经济生产能力、政治组织能力、文化创建能力、社会治理能力。

三、文化生产力对当代中国的真正意义

文化生产力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建构价值理性的现实诉求，又是未来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支点。在当下中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现实诉求在于真正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自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的文化理念大行其道，而价值理性的合法性却日渐式微，生活世界不断走向技术化、非人性化，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危机”已然生成并且四散弥漫开来。斯宾格勒对“西方没落”的反思性检讨，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的根源性批判，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颠覆性质问，马尔库塞对“单面社会”的系统性解构，都内蕴着同一个理论指向：失落了价值理性，我们就看不到未来。工具理性的极端膨胀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总根源，价值理性才是整个人类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必须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才能实现科学与价值、知识与意义的协调统一，这是现代文化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形态本来内蕴着丰富的价值理性，但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之路上一再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一再失掉自己的文化自信，转而浸淫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功利主义发展模式之中，价值理性被层层遮蔽，一种隐性的文化危机已经若隐若现，这正是文化生产力理论应运而生的现实镜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像急速运行的高铁列车一样，向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呼啸而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难题也分明在凯歌行进中浮现出来：我们同样也面临着日益深化的“意义”危机，面临着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道德困惑。因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背景意识形态，也是现代中国人命运生成和现代中国社会基本构架中最核心的塑造力量，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使人不再像康德那样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从而失去了心灵的秩序。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我们有没有可能既要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避开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生态毁损等现代性难题呢？文化生产力正是一把打开现代性难题之锁的钥匙，用价值理性建构引领工具理性的方向，不失为一种别无它途的明智之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要追求现代性身份的真正获得，又要警戒现代性危机的不期而至。追求而不狂热、执著而不迷失。

虽然中国是一个积淀深厚的文化大国，但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却起步较晚，原因正在于我们对文化的生产力属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国际上，文化市场异军突起，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红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我们仍旧停留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定位，缺乏发展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思维。今日之生产本质上就是文化生产，今日之消费本质上就是文化消费，文化植入是提升商品附加值的核心创意。未来的世界竞争必然是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中国要想在世界大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足乃至脱颖而出，仅靠商品“价廉”的经济实惠已经风光不再，还必须特别重视商品“物美”的文化心理契合，因为人们已经开始从“物”的消费逐渐转向对“美”的分享。